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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专题 | AXD&杨欣嘉:数据的政治

易鸿 AXD空间艺术 2020-09-11


杨欣嘉


艺术家,“手机玩我”公众平台创办者。1983年生于广东,目前工作生活于北京。

创作媒介涉及绘画、图像、观念艺术等,并参与艺术项目的策划实践,曾策划《圆梦公寓》、《10元计划》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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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itics of data 

 数据的政治 


易  鸿|采访整理

杨欣嘉|图片提供



AXD: 《手机玩我 .数据胶囊》邀请26位艺术家参加,这个项目与你之前和宋兮策划的《10元计划》《圆梦公寓》,都有着强烈的现实背景和批判精神,同时在形式上有意识地突破当代艺术的惯常规则,采取了实验性的艺术生产和展示方式,从你的经验来看,这有可能对当代艺术系统产生一些震荡,还是停留于自娱自乐的理想主义状态?


杨欣嘉:补充一下,《10元计划》第三回的时候艺术家耶苏也参与到策划中来。提到“批判精神”,真有点不好意思,感觉受之有愧啊。一个项目有没有批判性,不看文本也不看策划者对外宣称的态度,而是看整个项目的操作有没有输出不同的价值和方法,呈现出的面貌是否和艺术系统拉开差距,是否对当下问题的迫切性有所回应等。


对于自己参与过的项目,不好做评价,自己看自己总是不够客观。艺术家总是不自觉就夸大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可是另一方面艺术家工作的价值的确很难去具体衡量。


今天,能够对艺术系统产生震荡的只有资本和政治,而这样的震荡也会马上被消解掉,并常态化。80年代中后期那些“运动”式的艺术现象已经不再可能出现(我甚至怀疑当时所谓的“运动”是否真的存在过,是否是被文本建立起来的神话)。现在更多的是分子式的裂变,个体和小共同体在不同的局部剧烈地分化着。


▲《10元计划》海报


AXD: 在项目文字里,你提到:当人对自身的数据有了觉知并进行注视时,对数据的使用和开发才变得主动,才有可能洞悉数据背后的秘密,望见逐渐丧失的——被技术资本和寡头操控的数据主权。 这个提醒,在不久前“脸书”5000万用户数据信息被泄漏时得以证实。个人数据已经与政治、经济、文化、身份等连接为一体,变成庞大的利益和被利用的权力。所以技术高速迭代势必带来新的伦理、政治关系的迭代,作为敏感的艺术家,你是何以开始关注这个现象的?


杨欣嘉:因为早期对艺术的自我教育和信息的获取是通过网络完成的,所以一直对网络问题比较敏感。2011年左右是微博火热的时候,那时对信息景观的问题就有所思考,直到去年做《迷离眼》个人项目,其实是对这个问题及“后真相时代”相关议题的回应。然后,因为我广东老家有很多人从事淘宝等网购平台的生意,形成整条产业链,很多人的身家性命都捆绑到上面去了,所以对信息技术资本对小商户及消费群体的盘剥及操控深有体会,而这些技术资本正在形成寡头化垄断的局面,它们背后站着的是国家资本。比如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他们是全民大数据的持有者,也是协助国家操控个人的强大力量。


而目前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加速推进和大面积的运用,比如网络支付、网购、人脸识别、数据监控等等,无不提示着人的肉身甚至精神正在处于加速数据化的过程中,每个个体正处在更深、更全面、更精准的被控制状态。

▲《10元计划》活动示意图


▲《10元计划》艺术家作品(节选)


AXD: 《数据胶囊》批判性地提出了数据作为个人主体痕迹的归属权问题,这基本上是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并反思的问题,正如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在其《技术与时间》里提到的通过技术正在生成新的“无产阶级化”,在网络、手机平台上,个人是处于被技术资本和寡头殖民的对象,艺术家以作品的方式对抗和质疑,你认为这样做,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现实的改变呢?


杨欣嘉:艺术家总是被描述成“敏感的、先知先觉的”角色,而事实上艺术系统却是较其它领域滞后、封闭和保守的。在艺术界,目前也只是开始有艺术家、策展人对你提到的这些问题有所意识,并开始回应而已,谈不上对抗。艺术家更多的是从观念层面开展工作的,如果艺术能对现实有所改变,那也是先从艺术家自身思维的更新开始的。


AXD: 个人数据已然构建了肉身之外的N个虚拟化身,也就是说人可以同时生活在迥然不同的虚拟平行空间,扮演不同的人格模式,这无疑极大地满足了人的底层多样化需求。或者说,《数据胶囊》也仅仅是艺术家参与的化身之一,在现实和虚拟空间之间的灰色地带存在。所以数据构建的虚拟主体是否需要赋予现实肉身同样的人权,在这里,网络平台上身份真伪辨别是否足以重要?


杨欣嘉:首先我们应该打破虚拟和现实的二分法,人除了肉身之外有多重维度的存在,而以数据为主的虚拟世界便是其中之一。目前情况的复杂之处在于虚拟和现实已经是相互重叠难分你我。现实不单指我们所见的物质世界,虚拟也是现实的一种,因为目前我们生活的大部分内容建立于此,我们的社会运作、人的交往、幸福感的获取、价值的确立等都是围绕着它进行的。所以将我们的虚拟身份主体化,对个人数据权利的重视就显得很重要和迫切,这涉及到我们的信息安全;涉及我们数据的那个“主体”的政治权利;涉及我们对数据的使用权、知情权、隐私权;我们对个人数据的产权;我们作为数据生产者的商业获益权等等,这关乎生存,这是数据的政治。

▲ 手机玩我标识

▲ 手机玩我 / 数据胶囊 / 第一期内容


AXD: 在26位艺术家的作品里,可以发现大多是基于手机自带功能和各种app而生产的作品。郑文昕在胶囊里一一展示了失眠某个时刻打开微信朋友圈的所见图文并记录;宋兮直接在网络上算命并公布出来;蔡应则捡了3个月的漂流瓶回复又再扔出去;于瀛罗列了与“儿子”该词有关的表情包;贺勋摘取了家里老少唤他回家吃饭的微信语音;易鸿在生日这一天用手机记录和加工了发生的意外之事……


艺术在此刻似乎变得不重要了,当手机成为人的延伸器官,手机生成的一切数据信息,消解了艺术和生活的界限,消解了艺术家和普通人的界限,“艺术是什么”的议题似乎变得更加可疑了,你怎么看?


杨欣嘉:先暂时搁置艺术和作品,我们看到艺术家是怎样理解并使用数据的,艺术家在对数据的整理编辑中,依然能感受到艺术的视角、思维,能看到一种“创作性”,当不把艺术仅仅理解为作品形态的存在,而是一种思维能量时,那么我们能在很多事情上感受到艺术的蜘丝马迹。


▲ 手机玩我 / 数据胶囊 / 第一期内容

▲ 手机玩我 / 数据胶囊 / 第一期内容


AXD: 如果说《数据胶囊》是你以策展人身份邀请艺术家参与的项目,有固定主题,那么接着推出的手机艺术项目《撰》,其不同在于完全开放“手机玩我”平台,交由创作者轮流自行组织、编辑、发布内容,可以理解为微信朋友圈线上美术馆,不定期推出个人展览。当画廊美术馆被调侃沦落为只是拍照用的背景,也许网上美术馆和网络画廊才是未来分享艺术的主流,而你也成功进阶为数据艺术策展人。请谈谈做“手机玩我”项目是否得到了新的启示?或者问题仍然无解。


杨欣嘉:《数据胶囊》策展人是隐去的,《撰》项目我是以召集者的身份出现,之所以这么做是我没有“策展人”的代入感和诉求,不想凸显这个身份,所以“进阶为数据艺术策展人”更是无从谈起的。甚至到今天我都没有完全肯定做的这些事是否就是项目,只不过大家都说它是项目,那我也只好认了。其实我更感兴趣“艺术”的思维能转化出什么,如果我从身边最常见的工具、媒介入手, 我如何“艺术地”去使用它?所以我才会用“策展”、“创作”的思维来做“手机玩我”这个事。因为这是一次面向未知的探索,所以做的过程中加深了我对“数据”、“传播”、包括手机媒介的认识和运用。


▲ 手机玩我 / 数据胶囊 / 第二期内容

▲ 手机玩我 / 数据胶囊 / 第二期内容


AXD: 你和宋兮策划的《10元计划》(2010年)《圆梦公寓》(2014年),同样提出了非常尖锐的主题,《10元计划》是针对当代艺术封闭的生态链条(艺术家-策展人-画廊/美术馆-收藏家)、越来越高的成本制作、艺术品天价拍卖等现象的反击,低价、流动地传递作品,颠覆传统意义上的展览概念。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20世纪60年代初“激浪派”泛艺术运动,反艺术体制,反商业,支持以艺术家为中心的创作。《圆梦公寓》直接将艺术家安置在社会现场进行驻留创作,选取了北京典型的城郊结合带群租房以及外来人口集聚地,批判艺术创作沦落为消费而制造的景观。为什么你一直关注艺术在现实层面上提出公共问题的可能?


杨欣嘉:这两个项目都已经过去有些年,尤其是《10元计划》已是8年前的事。隔着时差来谈过去的事,已经找不到当初那种切身感和紧迫性,也找不到谈论它们的新角度了,在抽离掉现场感后只能通过文本去回望,只能望见那个生涩、粗糙、僵硬而本真的过去。语境在变,对艺术的认识包括所采取的方式也在变,艺术环境、外部环境也在变,唯独问题自身没有变,都是由源问题变异而出的子问题。


“为什么你一直关注艺术在现实层面上提出公共问题的可能?”它的原点在哪里?它的驱力从何而来?现在回答不了,等有一天想清楚了再回答你。


AXD: 你做的三个项目,试图突破策展的局限性,做了不同策展路径的实验,所以你在承担艺术家和策展人的身份与视野之间有何不同?


杨欣嘉:当然,在具体操作层面只是方法和工具的不同,思维是一以贯之的。

不把艺术理解为某个特定的媒介和身份,而是一种思维和智慧能量,那么做什么事都是一样的,也不再纠结于名词的不同。


▲ 《圆梦公寓》项目海报


AXD: 你有阅读习惯吗?相对策展,你在创作作品时,是趋于严谨的计划性还是碰撞的灵感?


杨欣嘉:碎片式的阅读多些,完整的纸质阅读也在坚持中,只是明显感觉这种能力在丧失。“灵感”这个词比较古典,很少用它了,更愿意用“灵光”这个词,作品最初的触点,以及在完成时的那一刻,“灵光”必须得在,而中间方案的推敲生长,包括操作层面的实施,严谨和计划性是不可或缺的。


AXD: 网络正在消解着艺术被定义的时代,人与技术工具相互驯化的过程中,也会被重新定义。正如拉图尔所说:“我们将会在主体和客体、社会和自然之间的中间地带行动,每个行动者都是平等协作共享的,即行动者网络理论,也许科技可以超越人类的局限性,但是最终人还是得面对自己。”所以,未来的艺术会怎么样?或者说《数据胶囊》正是未来艺术,可以不断地储存人一生的信息痕迹,也许,肉身被悬置不再重要,你怎么看?


杨欣嘉:未来不是一下就到来的,未来是潜移默化悄无声息自然而然地进行,等到有一天忽然发现原来我们已经是这样了。我们现在处于回不去也抵达不了的行进中的状态,就算洪流滚滚,一切也未成定局,也就意味着还有变数。


我们现在之所以觉得肉身重要,是因为我们还生活在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认知中。而未来连人都可能被重新定义,甚至升级或不复存在时,这些问题都不存在了。


在算法主义的眼里,人的自由意志不存在,人的各种反应都是由算法决定的,但是算法主义还没解决人的意识是怎么产生的这个问题。如果人是由算法所决定的,那么“主体”就是一段行吟的数据,艺术就是程序里的一处Bug。

▲《圆梦公寓》项目

▲《圆梦公寓》 / 艺术家作品




 数 据 胶 囊 


今天,我们的肉身在此处存在,数据在另一维度空间同步生成……人输出数据、捕获数据、存储数据、复制数据、清除数据、传播数据、隐藏数据、伪造数据……我们使用数据就像穿衣吃饭一样稀疏平常。数据并非虚拟,它是今天的柴米油盐,是日常生活必需品。


数据在平行空间中与肉身相互穿透、重叠与纠缠,并反向作用于肉身。人使用数据,也被数据使用;定义数据,也被数据所定义;人在消费数据的同时生产数据。就像物品会留下使用者的体温、痕迹,数据会注入携带者的基因。数据不是人的投射,而是人在另一维度空间建构主体的方式。人正处在让自己成为一个数据的路上加速前进。

数据一旦处于裸露状态,那个混沌的主体便得以显现,显现得愈加彻底、便愈加安全,因为它和肉身的那个主体真假莫辨、扑朔迷离。当人对自身的数据有了觉知并进行注视时,对数据的使用和开发才变得主动,才有可能洞悉数据背后的秘密,望见逐渐丧失的——被技术资本和寡头操控的数据主权。


数据需要被觉察,被整理和编撰,最后被收纳。数据胶囊是为个体定制的个人数据的容器,是通过对个人日常数据的收纳让另一维度的主体得以重新生成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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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D空间艺术丨双月刊

总41期丨2018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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